曾刚认为，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，总量上自然是要流动性合理充裕，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的实际融资成本。结构上要加强对重大战略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，进一步优化结构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中国在做决定时考虑的都是事情本来的是非曲折和必要性。中国对相关对话始终持开放态度，依据的就是有没有必要性，而不是仅仅因为英国国内的一些狭隘表现就赌气拒绝对话，体现的是中国对全人类负责任的态度。

　　如果中美欧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问题上能达成一些共识，意义将是十分重大的。其中一个关键正如中方在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》所提到的，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或构建排他性集团，恶意阻挠他国人工智能发展；反对利用技术垄断和单边强制措施制造发展壁垒，恶意阻断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。能否抱持这种健康的、建设性的心态，不仅关系到此次峰会的具体成效，也关系到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。